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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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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学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毫无疑问,在民间,“名校”的核心标准就是升学率和考试成绩,这预示着宽广的未来和高薪体面的工作,几乎没有家长会反对素质教育,可是面对小升初、中考、高考这些关键的节点,一切理想和信念都成了浮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很显然,即使是义务教育,学校也是要为培养一个 “高大全”的、被指定的目标而“奠定基础”,是为了培养“理想的新人”、“社会楷模”,而非“合格公民”,这些就是“素质”教育的目标吗?在这样的目标里面,学生个体、个性毫无空间。此外,这种对学校的殷切期望,与家长对学校的功利性目的,是那么的不协调、不相干,充满了讽刺啊。

你一定在网上看到过这些口号:“决战小升初,赢在起跑线” “背水一战,冲刺中考”“决战高考,改变命运”。天哪,我们的孩子从小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生死之战!考试即生活?这是为什么?原来,还有另外一种评价学校的视角,在敏锐的商人的眼中,学校应该是非常赚钱的产业啊。

夹在庙堂和老百姓之间的学校,如何看待自身的责任、目的和手段,则微妙而复杂得多。

当我们谈论学校的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整个社会都迷失了,让我们听听大师约翰·杜威谈论学校和教育吧。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关于“教育即生活”,杜威说“教育是社会生活的过程,而不是生活的预备。”什么意思呢?

(1)儿童在学校接受教育,这就是他们现在应该过的富有生气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单纯为了他们“未来生活”而进行脱离其现实生活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卢梭在《爱弥儿》里面说:“你为什么硬要他牺牲适合于他今天学习的东西,而去学习他未必能够长成到那样大的年龄的人才适合于学习的东西呢?”在这一点上,杜威坚定地支持卢梭,相信如果他看到《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本著作,一定要摇头叹息说:你们别闹了……这个观点如果我们再往前延伸思考一下,谁又有资格为儿童设定一种未来的生活或是理想新人的目标呢?

(2)学校应该是儿童快乐生活的场所,教育方法和教材要符合儿童的欲望、心理。学校应该如同家庭一样,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学习是通过生活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完全以静听的方式。杜威批评说,在传统的教育里,学校的“重心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惟独不在儿童自己的直接的本能和活动。”所以,杜威理想中的学校,会提供厨房、纺织室、木工室、金工室这样的生活场所给学生,因为生活就是学习和获得知识最好的途径。

(3)教育如同生活一样,是延续的、终生的,在生活中需要不断学习,如果接受完一个阶段的教育后,就拒绝接受教育、拒绝学习了,那是失败的教育。联想到我们很多学生在考试完成后兴奋地撕毁书本,我们不难想象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多么的反人性、令人窒息。

关于“学校即社会”,杜威说:“我认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或许我们可以这几方面去理解:

(1)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雏形,它应该显著地体现出社会精神,适应社会的演进而不断革新。在杜威的年代,现代科技迅速发展,大规模工业生产、中心城市化来临,家庭式手工业生产迅速衰退,社会合作能力、科学的洞察力、社会民主化都是新的社会精神特征,与生活相关的木工、金工、纺织、烹调学习科目,与生活相关的主动的作业,才是培养这些社会精神的有效手段。但在传统的课堂上,知识的学习是核心,学生间主要是竞争,脱离生活实际的理论教育自然分离出“文化人”和“工人”。那么问题来了,在我们当代这个信息化与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精神是什么呢?学校如何传递这种社会精神呢?

(2)学校制度必须看做是社会生活的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要避免使学制、学科成为各自独立、互相竞争和妥协的大杂烩,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的设计与儿童自身熟悉的、能感知的“生活”紧密结合,而不是相反。只有这样,学校才能提供社会的环境和气氛,而不是与社会和生活隔离。但事实上,我们仍习惯性地把学校比喻为“摇篮”、“象牙塔”,那是一种受到精心呵护、生怕为尘世污染的一种状态,正是杜威强烈批判的典型旧教育。

(3)在学校这个社会里,学生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对社会和自身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在一所葛雷的学校就学的学生读完四年中学以后就知道他从事的工作的目的,无论他是否打算升入大学。”“这样就使得他从事的无论什么工作都真正成为一门职业,一门终身的职业,而不仅仅是一种只是为了工作才去做的日常工作。”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哀叹中国教育的失败,我们的学生甚至到了大学毕业,也对进入社会充满了茫然,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喜欢从事或者适合从事什么工作,甚至在工作多年后还是这个状态。

总体来说,杜威以培养对民主社会有用的、合格的公民为教育目的,他认为教育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心理学的面向,它要求关注儿童心理,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教材、教师为中心;另一个是社会的面向。而学校的教育职责就是要平衡好这两个面向。

有人批评杜威的思想说,过于强调“儿童中心论”忽视了教师的作用发挥,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如同蒙台梭利倡导的“消极的教师”思想一样,杜威理想中的教师要求极高,因此教师才拥有崇高的地位。他说:“这样,我认为教师总是真正上帝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人。”还有人批判说,“学校即社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好吧,站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只能说这个批判是有道理的。迄今为止,我也没有搞清楚,我们有许多的学校冠名以“实验学校”,他们到底在“实验”什么?有兴趣你可以百度一下我国“实验学校”的来源和现状。反观19世纪末,杜威创设的“芝加哥实验学校”,印第安那州的葛雷学校,波利斯市第45公立学校,瓦伦丁学校……一大堆学校就在广泛地进行着教育方面真正的“社会实验”。

杜威深刻影响了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大批知识界精英,那个时代从教育宗旨到教材编排,都因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而变革。今天,当我们在谈论学校时,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了的时候,作为家长、老师,是不是也可以去读一读《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我的教育信条》这些著作,试着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面向,去思考一下教育本质,我们无力改变世界,但我们能否稍稍改变一点点自己?